外查下的自报：一条“自投罗网”的“漏网之鱼” | 专栏文章

编者按：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引起了公共管理学者们的热切关注和探讨。为深入理解公共事件背后的政府行为与过程，“公共管理共同体”平台联合“政治学的困惑”平台将于近日连载专栏理论文章进行探讨。本期专栏文章如下，欢迎大家积极荐文和参与讨论！

作者简介

· 张航，博士研究生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FEB

7

壹

 · 背景 ·  

本人家住某河南小县城的居民小区，1月17日从武汉返家。

贰

 · 城市小区的防疫· 

回家前12天，尤其是从20号以来，疫情逐渐严重。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本人基本上在家通过手机关注疫情动向。尽管所在城市有交叉排查，通过学校、单位询问武汉归来亲友关系，比如小表弟在“致家长的一封信”中填过我的情况，但似乎一直将我登记在册，我就像闹市之中无人问津的小摊贩一般心怀忐忑。不过我今年刚来武汉上学的表妹被多个单位的电话进行关怀了。

回家第13天，由家父代劳去小区主动登记。其实除了小区门口张贴了告示之外，前期并未有任何有效的排查。如若不是本人主动“投案”，可能至今也不会将我登记在册，也不会有后续的故事。

回家第14天，就是主动登记第二天，小区给家门口贴上了“从武汉归来人员”的标志，不过我们全家人仍可出门，甚至出小区只需要在门岗登记即可，更甚至我自己以花费一分钟为代价在登记册签上大名、房间号和手机号，就在门口便利店买了一瓶可口可乐。

回家第15天，上午小区与医院的人送来温度计，交代一天两次测量。社区于每天10时和15时致电询问。不过有时候还没来得及量，家父便替我编造度数上报了事。小区在当天下午安排了“五帮一”，表示家里有什么需求可以由五位邻居代劳。

回家第18天，也就是今天。上午，街道办给我们家打电话，问我帮扶责任人是谁、“五帮一”都有哪些户、是否有实际的帮助，像极了脱贫攻坚巡视组对贫困户的提问。下午，我们家门口被贴了封条，小区负责人表示可以通过“五帮一”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与家父相熟的工作人员私下透露，我们家后门没封，实在想出去可以从后门出，想必出社区也没啥问题。

叁

 · 城市小区的防疫思考 ·  

首先，信息战是防疫战的基础。我们县级政府花了很大力气进行交叉排查，全国也很常见，可效果并不明显。排查单位犹如几个相交叉的圆，因为主体之间的信息并未有效打通，既有可能出现圈层叠加，做了如“表格防疫”之类的大量重复性工作，又可能产生单元交叉之外的“信息孤岛”，比如前期“漏网”的我，和被多重“关怀”的表妹。可能打信息战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层级打通。

其次，城市社区究竟如何防疫还是缺乏思路。河南的防疫工作以其“硬核”获誉，网民们纷纷请各省领导来“抄作业”，本人所在县市也多次下发文件，做了很多防控部署。可“领导高度重视”要以实际工作思路为据。在事实上，城市社区在防疫战中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如村社，缺乏村社熟人社会的约束，社区自身力量也鞭长莫及，平常时期更多的要仰仗个人自觉自为。但在特殊时期，更需要借助外力并且有效下沉。

再次，一刀切的做法存在明显弊端。在疫情愈发严重、上级重视与日俱增之际，行政力量开始更多的嵌入城市社区之中。通过一刀切的做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特殊群体，但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相契合，会将行政资源浪费在不必要之处。对过了隔离期的我进行严防死守还不如多多规劝在小区里打牌的大叔大妈。可能不仅仅要对“汉归者”一刀切，更要在此关头将行政资源分配给社会更有需要之处。

最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可能受到多重抵抗。一方面，国家意志的执行效果会受到“主官因素”左右，全国各地有“硬核”防控，更有被“问责”的干部，政策实施一贯采取“抓两头促中间”的方法，“中间”能否可“促”太仰赖“主官因素”。另一方面，行政力量的落实又受到“关系因素”的影响，“皇权不下县”早已成历史，而且国家意志还要入村最终入户，但在此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关系社会”的挑战，如笔者家中就因为“熟人关系”就被留了“后门”。当然这种抵抗不可能采取暴力形式，也并非要与国家政策“打擂台”，更多的是一种“历来如此”和“情理之中”。

即日起，公共管理共同体平台面向全国同行征集关于本次事件的理论观点与学术分析。请发至邮箱[e-mail]，平台将积极推介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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